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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万富婆甘做月薪千元环卫工 称为给子女做榜样

我要评论 来源:武汉晚报  2013/1/2 23:03:07   浏览次数:


  本报讯 (记者龚平)昨天是2013年第一天,早晨6点半,寒气刺骨,53岁的余友珍像往常一样,骑着电动车准时赶到武昌徐东路,开始清扫马路。过往的路人不会想到,这位穿着一身橙红色工作服的普通环卫工,家有17套住房,价值过千万元。

  余友珍是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大队的合同工,月薪1420元。她家拥有10套现房,邻近东湖欢乐谷景区,市价每平方米至少6000元,加上今年即将交付的另外7套住房,她是个拥有千万房产的“富婆”。

  余友珍负责约3000米马路的保洁,每天要沿街来回清扫6个小时,擦洗8个垃圾箱。昨天记者现场看到,余友珍拿着湿抹布,弯腰擦了一会儿,箱体表面很快就结了一层冰碴儿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余友珍是洪山区东湖村霍家湾菜农。夫妻俩起早贪黑,辛苦攒钱,在湾里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私房。到武汉打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,余友珍就将空余的几间房用于出租,到上世纪90年代初,每间每月至少能收50元钱。攒了钱后,又盖房又加层,几年下来,她共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,大多用于出租。她说,当时农村建房管得松,家家都盖房。令她没想到的是,2008年开始赶上征地拆迁还建,她居然先后分得21套房子。后来,她陆续卖掉了4套。

  从1998年起,失地后的余友珍到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,一周休息一天,凌晨3点半就要到岗。虽然后来成了“富婆”,但她依然没有放下扫帚。工作中,常常被人冷眼相看,但她仍然乐此不疲。清扫班里的很多同事都想不通:“余师傅家里那么有钱,还要来吃这个苦!”对此,余友珍有自己的说法:“我想给儿子、女儿做个样子,不能天天窝在屋里坐吃山空。”

  余友珍耳闻目睹村里有人拿到多套还建房后,不做正经事,沉湎于打牌赌博,甚至吸毒。她对子女有言在先:“你们要是不做事,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。”现在,她的儿子在东湖风景区当司机,月薪2000多元;女儿也是上班族,月薪3000多元。

  工作中被人辱骂有同事替她出气

  “她的钱拿出来可以砸死你”

  曾经闯深圳,只为“做点事”

  拥有价值千万房产的余友珍,为何还要披星戴月做环卫工?连日来,记者多次到余友珍工作的地方,对她及身边的人进行采访,试图从余友珍的人生轨迹中寻找答案。

  “我是个农民。”余友珍总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身份。1976年,她从东湖中学毕业后,就开始在家里——东湖村霍家湾务农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随着分田到户,余友珍家里分得五亩菜地。当时,种好的菜,凌晨3点要起来摘好洗好。她经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驮着两百斤的菜,到武东贩卖。

  1993年,随着城市扩张,东湖村菜地面积越缩越小,她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少。那时,同村的很多人闯深圳。她和丈夫一商量,花4万元买了一辆货车,打算去深圳工地跑运输。

  余友珍记得,当时小女儿才4岁,不得不把她带在身边;儿子大一点,就只能丢在武汉,由老人带。

  其实,当时光靠房租,余友珍家里的日子也能过得不错。“就想出去闯一闯,我没什么文化,但不能不做事。”

  女儿已完全不记得父母带她去过深圳。偶尔,余友珍拿出当年在海边拍的照片说:“你看,妈妈当年出去闯,你还那么小。”

  余友珍第一次外出闯荡,人生地不熟,以失败告终。“主要给工地拖砖,我们夫妇都不会开车,请个司机月薪就是两千块,但是运费很难要,加上出了个小车祸,搞了不到两年,就回到了武汉。”

  虽然是富婆,脏活抢着做

  余友珍坦言,除了种菜,她没有别的专长。经人介绍,她曾到武昌东亭一家印刷厂,给20多号工人做饭。这份工作干了两年多,印刷厂倒闭,她再次失业。

  但余友珍一天都闲不住。1998年,邻村好姐妹王腊英在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,问她有没有兴趣来扫地,就是有点苦。劳作惯了的余友珍想,那算什么苦,扫地就是做清洁,不苦。

  余友珍说:“我挑过20年大粪,以前种菜时,下午五六点钟,城里工人下班了,我们要到田里浇粪,一直浇到晚点八九点。一辈子苦惯了,不做事心里不踏实。”

  一开始,余友珍上早班,凌晨3点半,从岳家嘴一直扫到汪家墩,一次打扫得要两个多小时。扫到6点多,城管部门会给环卫工配送早餐,有包子、馒头、豆浆。早餐一周只送两次。不送饭时,余友珍会带点米来,煮一锅稀饭,就咸菜过早。

  在同事眼里,余友珍是个富婆,可她最看不惯的,是有了钱就看不起做体力活的。有一次,一辆的士的车轮压住了垃圾,余友珍让司机把车子往前挪一挪,可司机不愿走,而且还用脏话侮辱她。一旁的同事气不过,怒斥对方:“我们扫大街的怎么了,她的钱拿出来可以砸死你!”

  同事吕新胜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。他说,余友珍做事认真,虽是清扫班副班长,但有什么重活、脏活从来抢着做。垃圾车来了,要把垃圾桶往上挂,她总是第一个往上冲。

  房租归房租,自己要做事

  刚到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徐东大街,余友珍清楚地记得,第一个月工资是240元。那时,她家中的房租月收入至少是工资的4倍。但余友珍认为,房租归房租,但还是要在外面做事。

  身为农民,余友珍最喜欢的是房子。结婚时,她和老公住的是两间泥瓦房。在农村,夸谁家,就是看谁家的房子修得大,修得好,而且最气派的是楼房。

  余友珍说,农村人就喜欢盖房,村里有句俗话,房子是个“哑巴儿子”,它可以帮你挣钱、做事,但不说话。

  在没有住楼房前,余友珍的梦想就是攒钱、攒钱、再攒钱,修一栋楼房搬进去住。没想到的是,后来,她家的房子不仅做起来了,还给她带来高额回报。

  2002年,余友珍已盖起3栋5层楼的私房,每月仅房租就有4000元的收入,而她当环卫工的收入仅千元左右。

  怕子女变样,自己做榜样

  但她没想到,房子多了,也带来“烦恼”。

  从2008年开始,村里开始拆迁还建。余友珍的私房第一批就还了14套房,每套平均面积80-120平方米,当时还建小区的房价每平米3000元左右。一夜之间,余友珍的房产价值超过了400万。

  余友珍注意到,一些一夜暴富的村民开始无所事事,有人赌博,有人吸毒。她担心她的孩子也会因此而变样,所以,一有机会就数落一儿一女:“都到外面去做事,别指望房子。”

  余友珍说:“我就怕孩子们闲着,靠房子坐吃山空只会害了他们。”

  就在元旦节前,她又吓唬孩子们,没得钱用了,要卖房子。儿子很惊讶,已经卖了几套房子,那么多钱怎么一下子用完了。余友珍诓称:“打牌输了。”

  余友珍没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特别。她告诉记者,在东湖村,跟她相似的村民还有不少,有的人手里有十几套房子,仍然在东湖欢乐谷风景区当清洁工。她所在的清扫班,有3个环卫工来自附近的村子里,每个人手里都有5至7套还建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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